家长为孩子报了课外学习班，两年下来孩子成绩提高并与任课教师结下深厚友谊。谁料学校要调换任课老师去别的班级任课，家长与学校协商未果，今天上午一纸诉状将学校告上法院。

　　本报调查发现，北京众多校外辅导班均不与学员签订协议，一旦发生纠纷，学员往往处于无据可查的尴尬境地。

　　2008年9月29日，杨女士联系到记者，讲述了她的孩子参加一个位于朝阳区的校外辅导班的遭遇。

　　杨女士的儿子丁丁(化名)今年十岁。丁丁八岁那年，为了能让孩子将来在外语方面有一些发展，杨女士为孩子报了某文化发展公司开办的剑桥外语辅导班。“老师姓王，虽然年轻，但是外语水平和教学水平都很高，我们家孩子自从在那个班上课后，就对外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并且成绩提升很快。”虽然杨女士正在与学校打官司，但是当她提起丁丁的任课教师时，依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。

　　鉴于王老师教得好，杨女士一直给孩子报这个辅导班。给丁丁报了2008年全年的辅导班后，为了保证让王老师授课，虽然没有签协议，但杨女士让学校在开具学费收据时在上面注明了“王老师”三个字。

　　剑桥外语的少儿班一共分为四个学期，杨女士说：“第四学期刚开始没两天，我突然接到王老师打来的电话，说他不准备带这个班了，全班学生要合并到其他班。”

　　据杨女士介绍，当时王老师说他的母亲生病了，所以不能再带班上课了，学校只能把这个班的12名学生全部合并到另外一名老师的班级里去。

　　杨女士当即表示反对，但是其他学生大多已经服从安排进入了另外的班级，于是这种撤班合并也就成为现实。

　　杨女士气愤地说：“不只我们家丁丁不愿意去其他班级，他们班级里一个成绩始终不好的孩子甚至哭着说‘我成绩不好，以前在别的班会被老师笑话，但王老师了解我，所以从不笑话我’。”

　　尽管杨女士多次找到学校，坚持要让自己的儿子继续接受王老师的授课，但撤班合并已经成为现实，杨女士当时也只好作罢。可就在杨女士打算服从学校的安排时，一个电话却让她彻底愤怒了，并决定把学校告上法庭。

　　杨女士说：“王老师有个习惯，就是每当上课时绝对不接手机，只是把手机接通放在一边，来电话的人就知道他正在上课。在辅导班被解散后的一周之后，我试探着在正常上课的时间拨打了王老师的手机。按照王老师的说法，他的母亲生病了，他需要在家里陪伴。但是在我打通他电话的时候，从里面又传来了他正在上课的声音，我当即就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。”

　　第二天，杨女士找到文化公司的领导理论，要求立即恢复原来的辅导班manbetx万博，由王老师继续教授他的儿子。但这次谈判再次以不欢而散告终。随后，杨女士正式委托了律师，以违约为由将学校告上法庭。

　　2008年10月7日manbetx万博，记者拨通了王老师的手机，先是以一名家长的身份询问他授课的时间和地点。

　　当记者表明身份，询问其是否因为母亲的病情无法上课时，王老师显得有些激动：“其实我已经和丁丁的家长解释过了，他们那个班本来学生就少，不够开班成本，所以学校才撤销了那个班。”

　　记者询问其是否在学生报名时约定由哪位老师上课，王老师表示这个一般来说没有约定，老师是由学校统一指派的。

　　而学校负责招生咨询的工作人员也表示，在学生报名时，是无法约定由哪个老师来教授的。

　　一位穆姓工作人员介绍，目前还没有规定其辖区内的民办教育机构必须和受教育者签订协议，教育机构和受教育者可协商自行达成协议。

　　该工作人员表示，民办教育机构是拥有自主经营权利的，作为教育主管机构不能够管理得过死，否则等于是违背了民办教育机构自主经营的权利。

　　记者从10月4日到10月7日，电线多家辅导班，发现这些辅导班无一与报名的学生或家长签订协议。

　　中国法学会会员、北京建伟律师事务所的许志春律师，长期从事与教育类有关的诉讼业务，了解完杨女士的案情他指出，辅导班其实是在提供一种服务，报名者应该与其签订书面协议。

　　许律师说：“随着辅导班的增多，因教学引发的诉讼也越来越多。仅以我个人代理的案件为例，2005年全年，代理的学习者和辅导班之间的诉讼仅12件manbetx万博，可是今年第一个季度，我就代理了16件。而到现在为止，我已经代理了此类案件近百件。”

　　许律师指出，辅导班和求学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，授课时间、内容及相关情况应该以协议的形式书面固定下来，而不应该只停留在口头上。

　　一旦教育机构没有完全履行约定而产生纠纷，往往是受教育者无法拿出书面的约定，单纯凭一张收据是说明不了问题的。

　　许律师强调，如果辅导班没有书面固定格式的协议，报名者不妨根据辅导班的承诺自行草拟协议，然后再与辅导班的负责人一同签署，以备一旦发生纠纷或诉讼时使用。文/特稿记者王洪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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